北京中科白瘕风刘云涛 http://www.pfbzl999.net/今天这篇文章，为纪念韩愈守袁周年论文征集而作，刊于江西教育出版社《韩愈在袁州研究论文集》，原标题为《韩愈守袁诗之辨与辩》。再次推送，希望能对诸君了解韩愈有所启发。
唐元和十五年闰正月起，韩愈守袁州（今江西省宜春市）九月余。心情适度轻松（遇赦量移），闾里平安无事（《新修滕王阁记》语）；莅袁前有诗（《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》，离袁后有诗（《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先寄随州周员外》；送朋友来袁州有诗——《祖席得秋字送王涯刺袁州》，朋友送他来袁州有诗（韶州张端公以诗相贺），但是他本人似乎没有在袁州留下一首诗。这个情况，在明朝已获袁州士人公认，否则本地进士、官至副都御使的张凤也不会赋诗一首：“公在袁州几许时，赎民为隶*声驰，五台三峡多形胜，何事公无一句诗？”[1]虽然这段时间韩诗难觅，但散文方面，却有二十余篇传世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罕见的现象？是过多的散文创作挤压了他“以文为诗”的时间，还是“百怪入我肠”的退之诗路,遇到清新蕴藉的袁州而无从下笔？笔者不敢妄自揣测。本文仅就其守袁期间，有关的若干诗歌系年疑点做一考察，并企图另辟蹊径，以求解“公无一句诗”之惑。
1、欲迎还拒的两首诗
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
来往再逢梅柳新，别离一醉绮罗春。久钦江总文才妙，自叹虞翻骨相屯。鸣笛急吹争落日，清歌缓送款行人。已知奏课当征拜，那复淹留咏白萍。
这首诗，是韩愈由潮移袁途中，在韶州盘桓之后,再别主人而作，无论从题意还是诗意来看，都跟袁州扯不上太大的关系。然而，因为钱仲联在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里，将该诗的写作时间定为“是年（元和十五年）闰正月”[2]，而高建青在《韩愈刺袁行迹考辨》里，基于钱氏说法，又根据“韩愈是当年（元和十五年）闰正月八日到达袁州”[3]，且“韶州（今韶关）距袁州千里有余，显然不可能8日内到达”[3]，因而提出该诗作于袁州的假设。
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？即使钱氏说法及韩愈抵袁日期均无误，该诗也可能作于闰正月初一至三十的任意一天，在袁州的概率也只有三十分之二十三（剔除初一至初七）。钱氏言该诗作于闰正月的依据是什么呢？在其诗题“补释”里，仅简言“为是年闰正月作”[2]，而在注释“再逢梅柳新”里，引清王元启说法云：“公以十四年二月过韶，十五年赴袁，又于闰正月过韶，故云‘再逢梅柳’......按：宪宗之崩在正月二十六日，穆宗即位在闰月三日，《袁州谢上表》：‘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迄。’无论正月闰月，俱在未接哀诏之先，表中不应遂有先朝之称，公自潮至韶有‘再逢梅柳’之句，其至袁州，必在闰月以后，二月初旬。”[2]钱仲联综合王元启、孙汝听、徐震等说法后，认为“移袁过韶为十五年闰正月，王说为长。”[4]“王说”的意思是，在正月或闰正月都不可能接到哀诏，《谢上表》既然有称“先朝”，那么韩愈抵达袁州必在闰正月之后，二月初旬。但同样是高建青先生,在《韩愈与袁州论考》里经过分析，认为哀诏“可以在闰正月十七日左右到达袁州”，而且韩愈“完全有可能在收哀诏之前到达袁州”[5]。笔者对于这个分析过程表示赞同。因此，王元启的说法可以证非，钱仲联关于该诗作于闰正月的说法也就成了无根浮萍。
（韶关梅关古道图源网络）
故《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》作于袁州，已如一场春梦了无痕。
和席八十二韵
绛阙银河曙，东风右掖春。官随名共美，花与思俱新。绮陌朝游间，绫衾夜直频。横门开日月，高阁切星辰。庭变寒前草，天销霁后尘。沟声通苑急，柳色压城匀。纶綍谋猷盛，丹青步武亲。芳菲含斧藻，光景畅形神。傍砌看红药，巡池咏白蘋。多情怀酒伴，余事作诗人。倚玉难藏拙，吹竽久混真。坐惭空自老，江海未还身。
这首诗，清方世举在他的《昌黎诗集笺注》里这样介绍：“席八指席夔，《讳行录》：‘席夔行八，贞元十年进士。’席八见《长庆集》中。此诗未定为何年所作，然以落句观之，盖元和十五年春在袁州遥和之诗也。曰‘江海’则宜在南方，而阳山时不得云‘老’，曰‘未还身’则自在量移之后，而在潮州未尝遇春，且曰‘吹竽久混真’盖指十一年为中书舍人时，则其为袁州时无疑矣！席八是时想必以中书舍人知制诰，旧与之周旋，因其诗来而和之。”[6]
作为宜春人，读到这里，不得不表示合理的惊喜。
然而，钱仲联在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.卷九》引沈德毓说法，言元和十三年，元稹曾唱和白居易《东南行诗》，里面有一句“寻伤掌诰殂”[7]，后面有笺注云“去年闻席八殁”[7]，也就是说，席八在元和十二年就已去世。至于诗意，钱仲联引郑珍说法也解释了：“犹云未还江海之身，对朝廷言，江海江湖山林一也，不必定在大江大海。”[7]。
所以，如果《和席八十二韵》做于袁州，那只能是给亡者的和诗了,真是从惊喜到惊吓的范本。
2、《袁州府志》收录的《题楚昭王庙》应证非
《袁州府志》、《萍乡县志》均收录过一首韩愈《题楚昭王庙》：
丘坟满目衣冠尽,城阙连云草树荒,犹有国人懐旧德,一间茅屋祭昭王。[8][9]
这首诗是怎么跟袁州产生联系的呢？
因为以前的萍乡县境内的上栗有楚昭王庙，而萍乡县以前为袁州属邑。查康熙间《袁州府志》关于楚昭王庙的介绍：（萍乡）邑北安乐乡楚山下，世传楚昭王尝吴入郢时，引兵渡河驻此，后人因立庙祀之[10]。
同期《萍乡县志》卷三内容有所不同，除了介绍庙的来历，还有一句“唐刺史韩愈诗，及宋彭襄记”[11]，显然认为《题楚昭王庙》题的是萍乡楚昭王庙。
如果事情到此为止,当然可以说这首诗是在袁州写的。但不巧的是,湖北宜城市（当时的宜城县）也有一座楚昭王庙，而且正是韩愈贬潮州路过的地方。
《韩愈与袁州论考》总结了学界关于《题楚昭王庙》的写作时间与地点，大致有三种说法：或将此诗系于元和十四年，认为是韩公赴潮途中路过襄阳境内的古宜城时所作；或将之系于元和十五年，认为是韩公由潮赴袁路过古宜城所作，或亦将之系于元和十五年，却认为是韩公在袁州时所作，又认为此昭王庙在萍乡境内[12]。
可惜《论考》并没有对三种说法深入考而论之，且对诗中“楚昭王庙”在萍乡以“远非定论，姑且存疑”[12]作结。
三种说法依写作对象分，其实只有两种：萍乡的楚昭王庙和宜城的楚昭王庙。该诗作于湖北宜城县的依据是什么呢？
韩愈有一篇散文《记宜城驿》，文末明确了写作日期的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，与被贬潮州刺史时间契合。王基伦在《韩愈诗选》里注云：“昭王庙在宜城，韩愈另有一篇《记宜城驿》云：‘……旧庙屋极宏盛，今惟草屋一区。然问左侧人，尚云每岁十月，民相率聚祭其前……’所记情景与《题楚昭王庙》诗相合，故知此诗为南贬途中所作，记与诗写作时间相近。”[13]。
（楚皇城遗址在湖北宜城图源网络）
《记宜城驿》里，“草屋”、“民相率祭其前”都能与诗印证，看上去无懈可击。
然而还是有漏洞的——如果是韩愈在宜城写了《记宜城驿》，到袁州之后听说萍乡也有楚昭王庙，觉得意犹未尽而赋诗呢？谁能证明唐朝萍乡的楚昭王庙不是草屋？有的作家做试卷上自己文章的“阅读理解”还差点不及格呢，所以我们不能被看上去很合理的解释牵着鼻子走。
在众说纷纭而又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，不妨回到诗的本身。
《题楚昭王庙》，显然是一首借景抒情诗。丘坟、城阙、茅屋、国人祭，都是现象，“怀旧德”才是诗人想说的，堪称全诗的“诗眼”。一般的诗人抒抒情、浇浇愁，可能仅此而已。但对于仕途跌宕起伏的昌黎先生来说，这个“诗眼”也许能告诉我们写作时间呢！
他怀念的“旧德”是什么？清方世举在《韩昌黎诗集系年笺注》做注道：“易讼卦：‘六三——食旧德。象曰：食旧德，从上吉也！’”[14].——居然跟卦象扯到一起了！这就好比注释韩公诗文“莫以宜春远”里的“宜春”二字，通过一番引经据典，找到一句“祖国传统养生保健理论认为，体弱者不宜春天过早减衣......”不过，在没有搜索引擎的条件下，方世举们能解释成那样也算难得。现代对该诗“旧德”的解释有说“击退楚国入侵，收复失地”，这个好像跟韩愈的感怀没多大关系。前述的王基伦则对题旨注释道：“据《毂梁传.定公四年》载：昭王深得民心。《左传.哀公六年》亦引孔子曰：‘楚昭王知大道矣，其不失国也宜哉！’其后昭王战吴师而死”。[15]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意思应该主要也是收复失地的功劳导致其深得民心。
（楚昭王图源网络）
诗中“旧德”真的是“击退吴国入侵，收复失地”么？——作为楚国国君，丢了自己的国都，已是生死存亡之际，想办法打退敌人，不是很正常吗？
班固的《汉书.刑法志》给出了相反的线索：“楚昭王遭阖庐之祸，国灭出亡，父老送之。王曰：‘父老反矣！何患无君？’父老曰：‘有君如是其贤也！’相与从之。或奔走赴秦，号哭请救，秦人为之出兵。二国并力，遂走吴师，昭王返国，所谓善败不亡者也！”[16]
看看，人家楚昭王明明在“出亡”的时候就有“如是其贤”、“相与从之”的人格力量，如果说他的旧德只是收复故土的战功，昭王恐怕表示不服呀！
班固点评楚昭王“善败者不亡”，也就是善于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人，会走向成功。那么，楚昭王做了什么，算吸取教训，而且跟老百姓有关系呢？
《史记》里也有相关记载：“昭王元年，楚众不说费无忌，以其谗亡太子建，杀伍奢子父与郤宛，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，吴兵数侵楚，楚人怨无忌甚。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，众乃喜。”[17]
原来是楚国有个惹祸精费无忌，造太子建的谣使建逃亡，又逼高人伍子胥投奔吴国，使得吴国几次入侵楚国，楚人非常痛恨费无忌，楚王最后派杀手杀了费无忌，老百姓表示很开心。
看来楚昭王是个
